我会非常主动地去发现、研究新技术。比如，我们在很早就主动研究了web2.0、虚拟化技术等，最近一段时间，内存数据库的应用、广域网的负载均衡技术等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我认为新技术可以归为两种，一种是创新技术，原来没有的，是在这个领域发现的全新的东西，就像刚刚提到的web2.0，还包括Ajax(非同步JavaScript和XML)、HTML5标准等，这都是创新的技术；二是针对原有技术的创新。

　　记者：一般情况下，你是用何种方法来判断这项新技术对于自己的企业是否合适呢？

　　邱仲：判断的方法，我们主要采取“投资回报率”：即我用了这个新技术带来的成本是什么、将会发生什么问题、带来的回报又是怎样的？这三项要综合来考虑。

　　拿“内存数据库”这个技术举例，它不是传统的数据库，它运行的环境非常特殊——临时数据储存的环境，如果产生数据丢失，内存数据库可能会不太好找，但鉴于它的这样一个特性，我们就会考虑可以把它放在一个什么环境里来用。比如，共享一个数据，或者做数据缓存的情况下，它的效率会很高，这样能够缓解传统服务器的压力，也会相应减少企业对传统数据库的投资。其次，它的读取速度非常快。

　　这两个方面都是好处。坏处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要买设备；第二，我们要配备人员对这个内存设备进行管理；第三，我们原有的系统要进行部分改造。那么我在什么时候引进是最好的呢？这时，我们心里也有一个时间点，到了这个时间点，投入产出会比较高。从这些方面综合来看，就能够判断出新技术对企业是否合适了。

　　宋刚：从事科技管理，比如组织关键技术的研究和示范、技术鉴定和新技术推广应用，必然要判断一项技术是否符合和适合行业发展需要。就目前情况来看，对新技术的判断，还是主要靠个人和专家来把握。个人的判断主要来自于个人的经验、对行业、对领域以及技术发展趋势的认识，更多的时候，我们还会征求专家意见。但我觉得这样其实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有时候会有一些偏颇。

　　我们考虑，必须搭建一个社会各方参与的平台，建立一个机制来客观判断一项新技术的优劣和价值，这也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建设、探索的AIP应用创新园区，以体验、试验、检验这“三验”机制为载体，通过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共同创新，来推动新技术、新应用的孵化和扩散。

　　王军民：评估肯定是需要的。如果通过评估后发现它非常适合我们企业，真的能给企业带来效益，我们会主动引进和推动。但也会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会考虑引进的成本、实施的代价等等。

　　评估的方式很多，但结果一般是形成一份建议报告递交企业管理层，这样的建议报告一般是信息部们来做。我们对推出新应用比较谨慎，会考虑的因素很多。

　　记者：获得了认可和赞同，也就说明在判断这项新技术对自己企业合适了以后，在引入的时机上，三位通常会怎么选择？往往还会考虑哪些因素？

　　宋刚：我想以我们的北京城市管理“三验”创新工业园区(虚拟创新2.0平台)为例，“三验”就是体验、试验、检验。

　　关于创新2.0的研究，我们启动于2003年，当时，由于我们自己的人手都在做北京市政管委的信息化工作，搭建北京城市信息化管理系统，所以2003年~2006年之前，我们一直停留在研究阶段，并没有立项启动。当然，这个阶段的研究讨论对于我们后来的工作也起到了关键性指导作用，资料的搜集，让我们能够完整地看到欧盟是如何搭建创新2.0平台Living Lab的，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Fab Lab(微观装配实验室Fabrication Laboratory)是如何做的。

　　2006年，北京城市信息化管理系统建成上线，我们也就腾出手来做我们一直想做的搭建基于创新2.0的平台。北京市政信息化有一定的基础，技术应用比较广泛，所以我们评估这样一个平台对于北京市政来说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也能够用得好。

　　而且基于当时互联网普通应用中web2.0技术也是风生水起，很多公司都搞得有声有色，还有企业直接基于这个技术搭建的创新平台也确实获得了很好的效益，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加上我们之前几年的准备，这个方案一提出来就得到了一致赞同，大家都认为这是未来的发展大方向。于是，就在当年，我们就组建了项目组，正式启动了该项目。

　　另外，为了项目的顺利进行，我们还在启动的同时颁发了一则配合该项目的行政管理办法，作为项目启动的标准，也为项目的顺利进行扫清了障碍。

　　王军民：引入的时机，一定要先看业务是否需要，包括信息部门自身需要，如果没有很明确的需求，新技术产生的价值肯定不会太大。当然，企业的承受能力等也会考虑。

　　比如我们前段时间给员工更换上网卡，过去为了实现移动办公，我们给员工配备的是普通的上网卡。现在3G出来了，而且成本跟原来是基本持平的，这样，我们就给员工的上网卡全部换成了使用3G技术的，过去只有几K的上网速度现在可以达到至少 3M，但是价格是完全一样的。对于这类新技术，我们是会马上引入的。

　　对于“时机”的选择，我认为可能还要分不同的环境。比如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有的企业的经营出现了问题，那么企业可能会减少IT的投入，那么如果选择在这样的环境下引入新技术，我觉得时机是不合适的。

　　邱仲： 时机一般会与成本、实施一起考虑。比如我们要做web2.0的一些东西，对于部分引入需要多长时间、全部引入需要多长时间，还有安全上的问题等都会综合起来考虑。

　　当我感觉投资回报是很可观时，会选择做这件事。同时，我们还会考虑什么环境、什么情况、紧急程度、人员安排，以及对公司其他业务的影响等。还有，在我们的企业，对于客户的响应是最高级别的，一般牵涉到客户体验的项目，优先级都会非常高，当然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记者：三位有否遭遇过因为时机等因素考虑不周或选择不当，使得新技术并没有发挥出应有效果的尴尬？

　　王军民：做信息化这么多年，这样的尴尬肯定是遇到过的。关键是要在新技术的筛选过程中与应用过程中严格把关。但是一项新技术没有推广下去，往往失败的原因会有很多，在很多环节，如果出现了问题不及时解决，就会对过后的环节产生影响。

　　有时一项新技术单看的话，非常好，也非常先进，也能够解决企业降低成本、加强管理等一些实际问题。但如果结合企业现状和业务流程来分析，就会发现，好的未必就是合适的。就像我们总说ERP是否能落地，实际上还是看企业的管理水平是否能匹配。

　　但无论过去有过多少失败，我认为都不重要，关键还是要“做”，如果不做，可能永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算我们现在引进一些技术，也并不是就是十拿九稳的，但是只要有哪怕1%的成功可能，我们都会选择做。

　　邱仲：我们企业有过这种情况。就比如我刚刚提到的Spring框架技术，我们信息部门认为这个技术非常好，便在一个大项目的开发中引入了Spring技术。但对于这个新技术，大家掌握的层次是不一样的，在时间紧的情况下，加上有些人对新技术不熟悉，就带来很多问题，这是在早期引入的时候出现的。员工对它的理解、掌握，对这个技术使用的熟练和对问题的判断还没有达到很完美的程度，但后来的情况还是非常好的。

　　有时候引入一项新技术，在先期可能会有制约的反作用，但如果后面关键点把控得好，也能够对我们非常有好处。只要前期做足准备，这种情况应该也是能够避免的。

　　宋刚：我认为中国政府信息化进程中对新技术的吸收力度还是比较强的。我们的政府信息化很长一段时间处在改革的过程中，信息化起步也较西方晚，所以有很多新的东西我们都敢于尝试。但是这么多年来，还是比较谨慎，还没有出现过尴尬。

　　再拿上面我举过的例子来说吧，我觉得这个平台在这个时候建成，时间上并不算超前，就应用层面来看，时间上也就是刚刚好。很多看过、听过我们这个平台的人，都觉得很兴奋，但同时大家又都觉得有难度。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这样一个平台天时、地利、人和都恰恰好，但到底会不会发挥出应有的效果，这个也还不好说。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平台确实已经发挥了一些作用，我们最近刚进行的几个城管信息化升级项目，就是利用这个平台上的思想汇集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