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国内国外，在同一医院内部和不同医院之间，医疗信息的共享始终困难重重。

　　“看病就像去景区，每次都要买门票。只要你生过病、上过医院，谁家里不扔着十本、八本病历的。现在一本通啦，只要拿着一本新版病历，直接可以去所有市属医院挂号就诊了。”

　　12月1日，《广州地区医疗机构门（急）诊病历“一本通”工作方案（试行）》正式实施。虽然只是节省了几块钱的病历费，一位拿到新版病历的60多岁大伯仍然很兴奋。

　　实现病历“一本通”，目的在于实现医院之间相互协作，衔接诊断和治疗结果，提高医院的医疗质量，减少病人的医疗费用。这是医疗信息共享的具体实践。

　　然而，这只是走出了医疗信息共享的“一小步”。因为此次广州实行的病历“一本通”只是就病历本身实行统一，而对于病人的检验结果、用药情况、治疗进展等医疗信息还是各医院“各自为政”，并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共享起来。

　　事实上，在这“一小步”之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病人的身份确认、病历记载、实验室检验、影像诊断报告、处置、治疗、用药等信息都需要统一并共享，对此，作为主要的实现形式，电子病历成为了众人期待的对象。

　　很多人都曾设想，拥有电子病历的医疗共享时代，医生可以在任何医院、任何时候获取病人健康的相关信息，从而避免重复检查、重复诊断、重复用药，同时，系统可以根据病人的历史信息，提示医生临床用药和治疗的合理性，提高医疗质量。

　　设想终归是设想，“电子病历的复杂和难度远比预想中的要多，医疗信息共享决非朝夕之事。”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信息中心主任沈韬告诉记者，“欧美发达国家同样如此，虽然这方面的建设时间上比我们早，力度上比我们大，但目前仍然困难重重。”

　　还在为标准折腾

　　电子病历要发挥预想的作用，必须实现广泛的互联互通，互通的范围越大，其发挥的效果就越大。然而，互通的首要前提则是技术的标准化。

　　“你们家医院的男/女用M/F表示，我们家用0/1表示，两者如何翻译，何以连通呢。”沈韬介绍说。其实，这仅是标准化问题的冰山一角。每个医院都有自己的一套信息系统和标准规范，电子文档格式、医疗就诊流程，还包括框架结构、互联的方法标准、相应的术语标准在内的系统集成的标准，这些都是需要统一的，才能有实现信息共享的可能。

　　在国内，实际情况是很多有分院的大型医院在集团内部都还没有实现互联互通。

　　北京同仁医院亦庄分院信息中心主管胡成东就说，同仁医院本身有三个区，三个区以前各自有三套HIS系统，后来出于提高就诊效率整合为两套。就医疗信息的互连互通而言，南区医院HIS系统有20至30个模块，不同模块分别由不同厂商提供，目前只有少数几个模块与其他两区实现互联互通。

　　可以看出，医院内部系统的互联互通都是如此，又何况不同医院之间的互联互通。有专家呼吁，目前医院信息化迫切需要国家从整体上来扶持、规范、引导，包括像医生的行为、医院的流程、医院的运作模式、医院间的关系等等，从根本上为技术标准的实现打下基础。

　　据了解，卫生部已经成立了电子病历标准研究会，即将出台的是检验结果共享，目前正在做相关的培训。“但能不能作为标准推行下去，我们还需要观察。”沈韬如此评价。

　　因为，医疗信息共享在国内的发展还处于讨论技术标准的阶段，具体的技术实践并没有大规模的开始，其中的技术难度也就无从真实感受了。

　　体验技术难度

　　国外由于本身医疗体制的不同，具体的技术实践比中国要早。

　　2004年，美国总统布什发布一条行政命令，要求到2014年，卫生保健信息技术与电子病历能在大多数美国人中得到广泛应用。这条命令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医疗信息共享来提高病人安全以及护理的质量与效率。

　　相对成功的例子来自于一家叫凯泽永永久的公司，他在2003年启动了一个名为KP HealthConnect的项目，该项目全面覆盖了6个洲，未来还会囊括南加洲地区和北加洲地区。它全部基于一个单一的病人信息数据库，用电子病历整合了包括救护车护理、住院病人电子医疗系统、预约系统、检查安排和供病人与医生使用的Web门户。

　　2005年秋天，该公司碰到两次停电，第一次是在为4个地区服务的东岸数据中心。另一次发生在2006年加洲数据中心的停电则影响了美国西海岸地区。期间，人们持续16到30个小时无法访问任何电脑记录。负责项目的首席医生说，所有医生和员工不得不启用后备程序，如用纸质形式发送试验测试和申请药物。

　　要知道，在医疗卫生领域，最令人胆战心惊的一点就是数据的访问，因为往往事关病人的生死，一旦出问题将是个噩梦。

　　英国同样遇到了如此问题。政府从2002年开始着手实施一个120亿美元的医疗信息共享项目，为每一个英国人建立起电子医疗保健档案记录。

　　在2002年到2003年间，该项目为5200万人提供了服务，完成了3.25亿次基础医疗会诊，1300万次门诊会诊以及400项急救任务，开列了6.17亿份处方。尽管如此，整个医疗网络的质量问题一直让人不放心。

　　到目前为止，该网络已经遭受了百余次系统与网络故障的打击。就在今年7月份，网络系统还停运了三天，一些关键功能如病人管理系统出现中断。

　　在国内，由厦门卫生局主导的区域医疗信息共享建设值得称道。这个由三家大医院和几家小医院组成的联网信息系统已经成功运行起来，这在国内其他地方是少有的。医生现场登陆病人医保卡号，立刻可以调出病人在A医院的检查结果和用药，也可以调出在B医院的就诊情况信息。

　　但在使用过程中，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是会有些细节的问题。比如某个检查结果可能没对上号，也可能找不到了，大量数据一致性的保障还存在很多技术问题。

　　沈韬对此总结到，国外医疗信息共享的步伐比国内快很多，但由于其覆盖的面广，涉及的人数众多，一旦系统建立起来，大量的数据访问量、系统稳定性以及信息的一致性都会出现很多运行障碍。

　　有资料显示，美国全功能电子病历投入使用的比例始终在12%到13%，医生真正使用电子处方的只有20%，虽然每年都有一大批医院在上马电子病历系统，但实际使用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增长，可见其中的困难也是很大的。

　　只是，由于项目进程中的诸多问题，英国国家IT发展计划的预算已经从最初的120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240亿美元，而且目前只有一半系统上线运行。“国家IT发展计划正如梦游般走向灾难：进度大大落后于原定计划，预算已经螺旋式上升，关键系统持续正常运行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医护人员对其失去了信心。”一位国会议员发表的报告中如此反思。

　　各自探讨可行模式

　　对于医疗信息共享的发展模式，目前世界上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主导，一种是市场主导。前者的代表有英国、加拿大、德国，后者的代表有美国、南非、巴西等。

　　政府主导的模式，好处在于提供了医疗信息共享的执行基础，但是共享的内容很有限，凡是政府管的，驱动力就不够。而凡是市场驱动的，标准化又不够。美国的特点是政府主导，产学研参与，政府做组织工作，利用产学研的力量，但仍然以市场为主、产业为主。

　　相比而言，国外的建设模式相对已经成型，国内由于还处于建设的“初级阶段”，采取何种建设模式还在逐步摸索过程中。目前，区域医疗信息共享是最为直接的“共享”形式。

　　早在1995年，北京市宣武区就形成了以友谊医院和宣武医院为依托，解决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双向转诊和人才培养的“对口支援”模式，社区居民手持“社区专用直通检验申请单”，并加盖“宣武区社区卫生服务医疗协作”专用章，就可以去对口支援的医院免挂号就诊断。

　　如今在政府提出“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的目标下，北京市东城区采用了“以社区中心为主导、地区政府买单式”的建设模式。地区政府是社区卫生信息化建设的主导力量，统一规划了社区信息化，并出资建设社区卫生信息系统。

　　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能力进行信息系统的整合，方便对整个区域的卫生信息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但是，如何与医院之间进行信息共享，实现期待的双向就诊，则没有考虑进去。

　　平衡利益攸关者

　　事实上，东城区建设试点只是社区级的尝试医疗信息共享，放到更大范围内考察医疗信息共享，现实的利益问题将会直接暴露出来。

　　在国内，地区差异和医院差异非常大，不同医院的信息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如果实现医疗信息共享，一个病人在A医院做了一次肝功能检查，转到B医院后则免去了B医院做肝功能检查的收入。而如果A医院是个设备相对落后的一、二级医院的话，作为三甲的B医院医生可能会以不信任为理由提出再做一次肝功能检查，这也是对病人的健康负责。两者间很难判断，这对于医疗信息共享的实质就产生影响。

　　和英国一样，国内推动医疗信息共享的主体基本是政府。国外有一个研究，政府主导实施医疗信息共享，初期的投入是逐渐增加，一段时间以后则慢慢持平，再往后就会省钱—减少政府的卫生支出。因此，在沈韬看来，政府主导推行医疗信息共享的目的，除了减少老百姓的看病成本外，还有在于节省政府的卫生开支。

　　这一点，与医院的长远发展存在直接的矛盾，尤其对于那些综合性的三甲医院。“由于体制的原因，大医院在医疗信息共享上，首先顾虑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目前的医院基本都是自负盈亏，利益的损失将是没人愿意承受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

　　同时，沈韬的看法则是建议政府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以鼓励、诱导医院积极参与到医疗信息共享中来。比如在美国，本来可以来A医院做的检查，病人已经在B医院做了，那A医院就有收入损失，对此，政府有相应政策可以给A医院提高医疗报销的比例，一定程度地补偿A医院因此受到的损失。如此一来，各家共享医疗信息的医院就有了动力。

　　“应该说，有利益考量的不仅仅是医院，医疗信息共享还会涉及一系列的利益悠关者，所有人的利益都需要平衡，共享才能顺利。”沈韬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