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即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十年，美国经济的规模还很小——比意大利的经济规模大不了多少。 40年以后，它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此期间发生的变化是铁路的出现。铁路将美国的东部与西部连接起来，并将内陆与东西海岸连接起来。它们为东部生产的工业产品提供了出路；它们使扩大经济规模成为可能；它们刺激了钢铁生产和制造业——美国经济从此不同凡响。

　　像这样深刻的变革并非不同寻常。几乎每隔一段时期——每过60年左右——就会出现一大批技术，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悄无声息地，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改变了经济：它使新的社会阶层脱颖而出，并为企业创造出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如今，这种深刻、缓慢和悄无声息的变革也正在发生吗？

　　我们可能会在基因技术，或在纳米技术中去寻找这种变化，但属于它们的时代尚未完全到来。但是，我希望证明，信息技术正在带来某些深刻的变化，某些远远超出在互联网上使用电脑、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的变化。许多曾经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业务流程，现在正以电子方式来执行。它们发生在一个看不见的领域——一个完全数字化的领域。表面上看，这种变化似乎并不特别重要——它几乎是某种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我认为，它正在引起一场革命，其重要性和戏剧性并不亚于由铁路引起的革命。它正在悄无声息地创造一个第二经济——数字经济。

　　首先，让我举两个例子。20年前，如果你来到机场，你会走到柜台前，向一位工作人员出示纸质机票。这位工作人员会在一台计算机上为你登记，通知你要乘坐的航班，并检查你的行李。所有这些流程都由人来完成。如今，你走进机场，并找到一台检票机。你放入常客卡或信用卡，只需三四秒钟就能取回登机牌、收据和行李标签。我感兴趣的是，在这三四秒钟里，都发生了哪些事。从你的卡被放进机器那一刻起，你就开始了完全在机器之间进行的一次大规模会话。一旦你的姓名被确认，计算机就会与航空公司核对你的航班状态、你过去的乘机记录，与TSA 1也可能与国家安全局）核查你的姓名。计算机会核对你选择的座位，你的常客身份，以及你要去的候机厅。这种看不见的隐秘会话在多个服务器之间进行，一些服务器与另一些服务器会话，与卫星会话，这些卫星又与一些计算机（可能位于你要去的伦敦）会话，与护照管理部门，与外国移民部门，与下一站的转机航班进行各种核查工作。为了确保飞机的载重分布合理，这些计算机还要根据机身前部或后部是否载荷较重，开始调整乘客数量和座位。

　　你触发的这些规模很大且相当复杂的会话完全发生在一些相互进行远程通讯的设施之间，包括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以及其他互联网和电信设备，它们不断来回更新和交换信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这正是你拿到登机牌所花费的时间。即使在这些事结束之后，如果你可以将这些会话视为闪烁的光，那么它们仍然会在全国各地闪烁一会儿，也许会告诉航班控制人员——开始说，该航班正准备起飞，请做好准备。

　　现在看一下来自供应链管理领域的第二个例子。20年前，如果你航运货物，通过鹿特丹港进入欧洲中心地区，手拿写字夹板的运输管理人员会进行到港登记，检查载货清单，填写相关文书，并打电话给前方目的地，让其他人知道到货情况。现在，则是让这些货物通过一个RFID2 门户，在此对货物进行扫描、采集数字信号和自动调度。 RFID门户与原始发货人、其他仓库、其他供应商，以及沿途各目的地进行数字会话，对所有的情况不断进行跟踪和保持控制，为了优化沿途的运输，如有必要，还可以重新调整路线。过去由人工来完成的工作，现在则作为相距遥远的一些服务器之间的一系列会话被执行。

　　在这两个例子中，以及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实体经济中的一些流程正在变成数字经济的一部分，它们正在与数字经济中的其他流程“会话”，在多个服务器和多个半智能化节点之间持续不断的会话中更新一些事情，查询一些事情，核对一些事情，调整一些事情，并最终重新连接返回实体经济中的业务流程和工作人员。

　　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这些数字化业务流程的会话、执行以及引起的进一步行动，正在实体经济的“卧榻之侧”静悄悄地形成另一个经济——一个第二经济。

　　“白杨树根系”

　　如果我要寻找一些形容词来描述这种第二经济的话，我想说，它是规模巨大的、悄无声息的、相互连接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独立自主的（这意味着人类可以设计它，但不能直接干预它的运行）。它可以遥控执行、联通全球、始终在线，并能不断进行调配。它可以并发操作——一种高效的计算机运行方式——这意味着每件事都可以并行处理。它可以自我调适，意味着它可以不断对自己快速进行重新配置，而且它的自我组织、自我构建和自我修复能力也越来越强。

　　最后这些描述听起来像是在形容生物——而它们的确像生物。事实上，我正开始把这种隐藏在实体经济之下的第二经济想象成一个规模巨大、相互连接的根系，非常像白杨树的根系。对于地面上每一英亩的白杨树，在地下就有绵延大约十英里的树根，所有树根都彼此连接，相互“沟通”。         

　　这种比喻并不完美：这种脱颖而出的第二经济的“根系”比任何白杨树的根系都更复杂，因为它还能飞速进行新的连接和新的调配。但是，白杨树的比喻对于捕捉第二经济的真实性还是很有帮助的——它的规模与自然界中可以观察到的白杨树深藏于地下的隐秘根系一样大，甚至更大。看不见摸不着的第二经济规模到底有多大？按照一种粗略的计算方法（参见附文“第二经济的增长速度有多快？”），在大约20年后，数字经济的规模将与实体经济不相上下。就好像还有另一个美国经济停靠在旧金山的港湾之外（或者，与我的比喻更一致——还有另一个美国经济在实体经济下面悄悄潜行），而且始终在不断增长。

　　这种第二经济（数字经济）并不生产任何有形的产品。它不会制造我在酒店睡的床，也不会在早上给我送来一杯橙汁。但它却在数不清的经济活动中不停运行。它帮助建筑师设计各种建筑，它跟踪销售和库存情况，将货物从一个地方发送到另一个地方，执行交易和办理银行业务，控制生产设备，进行设计计算，为客户结账，驾驶飞机，帮助诊断病情，以及指导腹腔镜手术。这种业务活动增长缓慢，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最终形成。在任何深刻的转型过程中，一些行业在面对新技术时，并不会立刻大量采用它，而当它们采用这些技术时，则会创造新的方法，从新技术的各种可能性中获益。

　　我所描述的这种深刻变化不仅发生在美国，而且发生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在欧洲和日本。我们只有超越我的“白杨树”比喻，采用另一种类比，才能把握其具有革命性的规模。

　　实体经济的“神经系统”

　　回想一下，在我所描述的数字会话中，发生在实体经济中的某些事被第二经济感知到——然后它就会反馈一个适当的响应。当一辆卡车通过一个射频识别传感器传送其载货信息，或你在机场登记检票时，都会进行许多验算，并引发实体经济采取适当的行动。

　　这与生物学家对智能的思考方式有一些相似之处。我并不是在谈论人类的智能，或任何证明具有自我意识的智能。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如果一种生物体能感知某种东西，改变自己的内部状态，并做出适当的反应，这种生物就具有智能。如果你将大肠杆菌放进浓度不均匀的葡萄糖溶液中，它就会做出适当的反应——游向葡萄糖浓度较高的地方。生物学家将这种反应称为智能行为。大肠杆菌会感知某些东西，“计算”某些东西（虽然我们可能并不清楚它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并做出一种适当的反应。

　　不需要大脑参与思考。一种原始的水母没有中枢神经系统或大脑。它只有一种神经层或神经网络，并利用它感知外界事物，并做出适当的反应。我认为，所有这些“白杨树根”——这些正在感知、“计算” 和做出适当反应的庞大全球数字网络——正开始构成我们经济的神经层。这种第二经济构成了实体经济的神经层。

　　从本质上看，这究竟是哪种性质的变革呢？

　　可以这样考虑这个问题。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大约从18世纪60年代瓦特的蒸汽机面世开始，直到大约1850年及以后——世界经济以机械动力的形式，发展了强有力的“肌肉”系统。现在，它正在发展一种“神经”系统。这可能听起来有些浮夸，但实际上我认为，这种比喻是很贴切的。大约在1990年左右，计算机之间真正开始相互会话，各种网络连接也开始出现。个人计算机——服务器——就像一个个神经元，各种通讯路径和联接方式就像神经元的轴突和突触，使它们能够与对方会话，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变革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太大答错的风险，我认为的确如此。事实上，我认为，它很可能是在以往的经济中最大的变革。这是一种深刻的、本质的变革，它带来的是对经济的智能化、自动化响应。它的发展空间没有上限，永无止境。现在，我对科幻小说，或预测奇异性，或谈论“半机械人”（ cyborg）没有兴趣。我对这些事情完全不感兴趣。我想说的是，这种变革将会带来影响的程度很容易被低估。

　　我认为，在本世纪今后的时间里，除非爆发战争和瘟疫，否则，许多故事都将建立在这种第二经济的基础上，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经济，本质上，它会对我们在实体经济中所做的事情给出智能化的回应。例如，如果15年以后，我在洛杉矶驾驶汽车，它很可能会是一辆无人驾驶汽车，我的这辆车会在车流中与它周围的汽车会话，这些汽车也会与常规汽车和我的汽车会话。第二经济正在缓慢地、悄无声息地、稳步地为我们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

　　一种负面影响

　　当然，与大多数变革一样，第二经济也存在一种负面影响。我感到担心的是，它对就业存在不利影响。比如说，在某一年，生产率提高了2.4％，这就意味着，或者是同样数量的员工能够将产出提高2.4％，或者是我们可以将员工数量减少2.4％，而获得相同的产出。这两种情况都在发生。在经济中，我们正在获得更高的人均产出，而全国总的产出则需要由更少的人力来完成。如今，在航空公司的登记柜台后面，需要的人手越来越少。许多工作仍然由人工完成——仍然需要有人拿起你的行李，并放上传送带——但许多工作已经流失到具有感知、数字通信和智能响应能力的数字世界之中。

　　许多人力工作岗位正在流失到第二经济之中，而我认为，这种影响使得被大肆渲染的工作岗位流失到世界其他地方（如印度和中国）的影响相形见绌。

　　这与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有相似之处。在20世纪初期，农场工作逐渐机械化，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而在几十年后，制造业的工作也逐渐机械化，对工厂劳动力的需求也日渐减少。现在，各种业务流程——许多在服务行业——正在变得“机械化”，所需的人力也越来越少，这对就业岗位正在施加系统性的负面压力。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大量的律师助理，或者绘图员、电话接线员、打字员或记账人员。许多工作现在都已实现了数字化。的确，我们还有警察、教师和医生；这些职业需要人的判断力和人际交往能力，我们仍然有这些职业。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造成我们就业岗位减少的首要原因是，大量人力工作岗位流失到第二经济中，而且一去不复返。

　　如果用这种方式看问题，我们现在仍未走出2008～2009年带来大量失业的严重经济衰退的阴影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更大的教益。毫无疑问，第二经济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在本世纪及以后的时间里，为世界提供繁荣，但它却可能无法提供就业机会，因此，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可能难以完全享受到这种繁荣。这就使我想到，第二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从“生产”繁荣转变为“分配”繁荣。无论我们做什么，第二经济都将产生财富；如何分配这些财富已经成为主要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财富历来都是通过就业岗位来分配的，而就业机会一直唾手可得。当农场的就业岗位消失后，我们仍然有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而当这些就业岗位也消失后，我们又转移到服务业的工作岗位。随着这种数字化转型，这些工作岗位的最后大本营正在不断萎缩——在未来，我们中能获得白领业务流程工作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我们面临着一个大难题。

　　当然，这种体系将会进行调整，虽然我还无法确切说出将会如何调整。也许第二经济的一些新的组成部分将会脱颖而出，并创造一些全新的就业岗位。也许我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将会缩短，而假期将会延长，因此会有足够分配的更多就业机会。也许我们将不得不对创造就业机会提供补贴。也许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对工作岗位和提高效率的观念将会彻底改变。失业问题并非无法解决。好消息是，如果我们确实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最终就有可能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富于创造性的行动中去。

　　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

　　1930年，凯恩斯曾撰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如今，在他们孙辈的时代再来读这篇文章，我为他的预测如此准确而感到吃惊。凯恩斯在文中预测，“在持续进步一百年的国家中，生活水平将会提高到目前水平的4～8倍。”他正确地对 “技术带来的失业”发出了警告，同时又大胆地推测“‘生产足够商品的’经济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假如我们曾问过他和与他同时代的人，所有这一切可能会如何发生，他们可能会想象一些拥有很多机器，甚至可能拥有机器人的工厂，在这些工厂中，工人们将逐渐被机器和个人机器人所取代。

　　这并不完全是事情的实际发展方式。我们的确拥有先进的机器，但在预测的个人自动化（机器人）领域，我们实现的是一种集体自动化。在具有有形员工和有形任务的实体经济后面，存在着一个第二经济，它自动运行，拥有智能化的神经系统，能够无限扩张。我们享有的繁荣和就业困难都不会使凯恩斯感到意外，但实现这种繁荣的方式却是他始料未及的。